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　　多地出现为有“假装上班”需求的人有偿提供办公场地的机构

　　出租工位供人“假装上班”，“职场生意”怎么不跑偏？

　　阅读提示

　　记者采访发现，在北京、重庆、深圳、哈尔滨等不少城市，出现了专门的“假装上班”公司。这种公司的运营模式是什么？

　　“如果你正处于职场空窗期，想保持上班时的生活节奏，这里可以为你提供一个‘假装上班’的工位，一天只要30元。在这里，你可以看书学习、投简历、远程面试，也可以睡觉、‘摸鱼’、玩手机……”5月18日，在广东深圳一栋写字楼内，刘冠杰的“假装上班”公司开业了，这条“招募信息”是他给公司的定位，即为有“假装上班”需求的人有偿提供办公场地。

　　记者采访发现，在北京、重庆、深圳、哈尔滨等不少城市，出现了专门的“假装上班”公司。这种公司的运营模式是什么？消费者是否买账？有没有市场前景？对此，《工人日报》记者进行了采访。

　　存在一定市场潜力

　　原本在国企上班的朱冠霖，今年2月在社交媒体发了一条“假装上班”的帖子，“当时只是突发奇想，没想到突然火了。”朱冠霖告诉记者，这条帖子有大量转发和评论，还有很多人私信询问地点和收费等。突如其来的流量，让朱冠霖看到了“假装上班”的市场潜力。

　　今年3月，朱冠霖从原单位辞职。5月，公司在山东济南通过注册审核，实际运营地点在北京亦庄。朱冠霖的公司面积有280平方米，设置了30个工位，配套设施包括会议室、休息室、零食区、接待室、直播间等。“从租金、装修到人员运营，先后投入了二三十万元。”朱冠霖说，目前，公司处于试运营阶段，每人每天收费49.9元。

　　雷雪琴是北京野创文化传媒有限公司负责人，公司地点在望京。4月初，她在社交媒体发了一条“假装上班”的帖子：“朝九晚六的上班时间，要求按时到岗，沉浸式办公环境，提供简历优化服务，限时特惠29.9元/人……”帖子很快引来数百个点赞和评论。“确实有人过来咨询，我们很欢迎，不过我们的目的是出租闲置办公空间。”雷雪琴说，办公室感觉有些浪费，因此想找人合租。

　　位于北京通州郊区的本然农场有200多亩大棚，种植各种瓜果蔬菜，还有一些室外菜地、休闲区域。在办公区域，两层的建筑宽敞明亮，沙发、座椅、办公桌、网络等软硬件设施齐备。今年初，农场负责人宫旭冉在社交媒体发了几张办公区域的图片，配上文字“‘假装上班’有限公司，假装开业了”，一时间引来众多关注。“我们免费提供放松休闲的空间、学习交流的平台。”在宫旭冉看来，土地和农作物，能让焦虑人群暂时放松身心。

　　“假上班”与“真共情”

　　刘冠杰的“假装上班”公司位于深圳龙华清湖高端写字楼，面积约100平方米。据他介绍，开业以来，公司近20个工位基本每天都满员。他曾是一名自由职业者，长期辗转于深圳各大图书馆、咖啡馆，因此发现了这一需求，“我认为这件事本身也有一定社会价值”。

　　刘冠杰告诉记者，来“假装上班”的，一是未入职场的大学生，他们想了解上班是什么感觉，以便做好心理准备；二是求职群体，在此投递简历、结识朋友、交流学习，缓解压力的同时培养自信。除此之外，也有一些人实际上有工作，比如自由职业者、电商客服、自媒体运营人员，虽然无需固定的办公场所，但需要环境塑造仪式感。此外，还有从事副业的人群，如兼职博主、微商，他们需要低成本办公空间处理业务。也有一些创业者，想利用共享工位降低租金成本，并通过社群寻找合作伙伴。

　　对于“假装上班”商业模式，有人表示支持并乐于体验。今年1月，在北京一家地产公司工作的王磊离职。待业期间，他在社交平台看到朱冠霖发的帖子，就去了几次。王磊发现，在家时家人再宽容，自己也会不自觉产生愧疚感，但在“假装上班”公司没有这样的精神压力，每个人都能安静做自己的事，也能通过交流碰撞出思想火花，得到一些启发，经过此番经历，他就要入职一家金融公司了。

　　不过，在另外一些人看来，“假装上班”只是噱头。有人认为，这像是在玩“剧本杀”，难以解决职场空窗期的实际问题。还有人认为，“假装上班”公司的本质仍是付费自习室、共享办公。

　　共享办公的衍生模式

　　在北京从事金融行业的胡薇薇曾对家人隐瞒辞职的事实，一段时间内，她总是按时到附近的一家图书馆看书，她直言：“不上班时会尽量压缩开支，一天花费几十元‘假装上班’不便宜。”还有不少网友表示，即使需要安静、稳定的环境，也不会真去有上班氛围的地方，让人感觉不轻松。记者了解到，目前，多数“假装上班”公司按天收费，从30元到上百元不等，按月承包工位能享受一定优惠。

　　中国人民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教授、首都发展与战略研究院研究员张友浪认为，“假装上班”公司提供的职场环境，能在一定程度上帮助使用者缓解压力，维持社会交往中的自尊感，提供心理缓冲空间。“假装上班”这一概念触及社会关注的就业环境、职场压力、身份认同等热点话题，因此容易形成扩散效应。一些中小企业将闲置办公资源灵活出租，本质上属于办公共享经济的衍生模式，具有一定合理性。在他看来，“假装上班”公司可以尝试转型升级，例如，尝试灵活就业服务、自由职业者支持平台或创业孵化器等更具社会价值的新型模式。

　　上海财经大学数字经济系教授崔丽丽表示，提供办公空间只是“假装上班”公司最基础、最简单的服务，公司一方面要满足求职人群在职业过渡阶段对“体面”的需求；另一方面，要让聚集的同类人群在心理上得到相互支持，并且通过创业分享、技能交流等，为职业瓶颈期人群提供更多脱离当前生活状态的机会。

　　朱冠霖告诉《工人日报》记者，他的“假装上班”公司不仅提供场地和交流平台，还计划提供人才对接、失业人群社保续缴、创业指导等服务。“总之，不是简单提供容身之处和情绪价值，而是结合人工智能发展趋势，帮助更多人提升个体技能，解决就业创业。”(工人日报 记者 陶稳) 【编辑:曹子健】