淮南潘集孩子在学校叛逆怎么办，难道不该受到我们的关注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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小区垃圾站设在哪，社区、物业、居民代表“恳谈”想办法；农村老屋怎么改，村干部和新老村民“恳谈”找路径；政府资金怎么用，“恳谈”问民意……这是基层民主在浙江的生动实践。
在浙江工作期间，习近平同志高度重视基层民主建设，强调这是实现政治稳定、社会和谐的重要保证。“民主恳谈”，自1999年在浙江温岭诞生后，从城到乡，从化解群众矛盾到协调公共利益，在社会治理和基层民主政治建设上发挥了重要作用。在习近平同志的推动下，“民主恳谈”等基层民主实践不断深化创新。2005年6月，习近平同志到温岭市松建村调研，对当地通过“民主恳谈”推动新农村建设的成效予以充分肯定。
新征程上，如何进一步发扬基层民主，激发人民群众积极性、主动性、创造性？时隔20年，我们走进温岭，探访“民主恳谈”历久弥新的故事。
(一)基层民主的实践
问题是时代的声音。世纪之交，浙江经济高速增长之际，社会的和谐稳定却面临挑战。尤其是基层，各类矛盾纠纷频发，群体性上访时有耳闻。
对此，在浙江工作期间，习近平同志高度重视，开展密集调研，寻求破解之道。他在《之江新语》专栏撰文指出，基层既是产生社会矛盾的“源头”，也是疏导各种矛盾的“茬口”，强调“基层矛盾要用基层民主的办法来解决，这一重要原则一定要把握好。”“推进基层民主建设是实现政治稳定、社会和谐的重要保证，基层民主越健全，社会就越和谐”。
一项来自温岭的创新实践——“民主恳谈”，引起了习近平同志的关注。
改革开放后，经过多年发展，温岭从偏僻小城一跃变为浙江经济的佼佼者，同时也率先遇到社会转型中的许多问题。涉及商事、土地等的矛盾多发，信访总量居高不下。此外，伴随外来人口大量涌入，服饰鞋帽等行业劳资纠纷高发。
“当时的松门镇，渔业强、百姓富，也是出了名的矛盾多、信访多，几乎天天有人到镇政府上访。”1998年底调任松门镇党委书记后，朱从才压力很大，每天花不少时间在矛盾处理上。
不久，他就发现，很多问题一开始只是“小麻烦”，如邻里宅基地纠纷、工商所无据罚没菜农秤具等，因为长期没有解决，才成了“老大难”，“关键还是要畅通民意表达的渠道”。
恰逢松门镇被列入省级农业农村现代化教育试点，市里要求改变“灌输式讲课”方式，教育形式要新、效果要好。
几番商议后，他们想出了一举两得的办法：变讲课为论坛，群众提问，干部来答。
结果证明：人们的热情，被点燃了。
1999年6月举办的首次论坛，镇政府会议室涌进上百人。
话筒，交到了群众手里——
南坑村村民陈康云反映，妻子车祸后，向法庭提起诉讼，几个月了还没开庭；乌坑村的王良金说，村里有合同纠纷迟迟没解决，希望镇综治办协调；松建村村民抱怨，一年到头见不到驻村干部……
当天，群众提出问题和建议20件。相关部门当场答复、解释15件，承诺交办5件。比如，就驻村干部的问题，镇里推出“一年驻村三熟制”，即一年内，驻村干部必须认熟全村村民、走熟各家各户、跑熟承包田。
此后，松门镇连办6期论坛，上千群众参与。不少人憋着气来，带着笑回。这一干群民主对话、双向交流的载体，也被命名为“民主恳谈”，由温岭市委发文推广。
2004年6月，习近平同志就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前往台州调研，了解村民自治、民主监督等情况。在调研讲话中，习近平同志专门提到“民主恳谈”，并予以充分肯定。
“习书记关于推进基层民主政治发展、密切党群干群关系、促进社会稳定和谐的指示，为我们全面推广、深化创新‘民主恳谈’指引了方向，注入了力量。”时任温岭市委民主恳谈工作办公室主任陈奕敏说。
陈奕敏记得，“民主恳谈”当时虽已从温岭推广到台州，但也有不少阻碍，一些干部很忐忑，担心“群众提问”变“当众揭短”，反而激化矛盾；也有干部犹豫，每个群众诉求都要回应，牵扯大量精力，影响抓经济、抓项目。
省委书记的肯定和鼓励，让大家吃下了“定心丸”。一时间，“民主恳谈”多点开花，不断向纵深领域延伸。
在行业企业，通过恳谈协商工资，职工诉求充分表达，工资纠纷投诉、劳资矛盾上访等数量大幅降低；在农村社区，干部和群众有事一起议、一起定，矛盾少了，干事顺了……
20多年来，仅温岭一地，累计组织恳谈会3万余场，参与群众超50万人次。
(二)社会治理的密码
松门镇松建村里，一处老屋格外吸睛——几近倒塌的石墙原汁原味地保留，以玻璃衔接延伸，变身咖啡馆，入驻了非遗手作，还有艺术家常来办展。
风景在此“生长”，正源自一场民主恳谈会。
“每年围绕大事要事开一两场恳谈会，已经成为我们村的传统，既能统一思想，也可以听听村民建议，大家对乡村建设的热情越来越高，好点子也越来越多了！”松建村党支部书记王海滨说，这也是“草田村”变“样板村”的密码。
时间回到2005年6月14日，习近平同志来到松建村，访农户，问收入，调研新农村建设情况，听取群众对党委、政府工作的意见和建议。
松建村，过去是一片海涂，村民筑茅草房而居，因此地名叫“草田”。到了世纪之交，这里仍然相对落后，房屋布局天女散花，半数村民家没通自来水。
为了改变村庄面貌，村里通过“民主恳谈”，确定了“土地大整理、建设新农村”的发展思路。后经多次讨论协商，80%以上村民同意拆除老屋、统一规划、统一建房。到2005年，“草田”换了天地，村民大多住上了新房，还建起了公园、广场等。
“习书记来调研时，我陪同他边走边介绍，看到村里环境优美，村民安居乐业，听到我们在新农村建设中广泛听取群众意见，习书记很高兴。”时任村党支部书记李庆庭回忆。
松建村调研后3天，习近平同志在金华考察时指出，村级民主政治建设的方向十分明确，就是积极推行“民主选举、民主决策、民主管理、民主监督”，“‘四个民主’都配套完善起来以后，村党支部就可以在其中游刃有余，充分发挥领导核心作用了。”
他还提到，在这方面，全省各地进行了积极的探索，取得了许多成效。比如，以民主恳谈听证和重大村务公决制度为主要途径，实现村策村民定。
“习近平同志关于基层民主政治建设的系统思考，深化了人民民主的内涵，他对民主恳谈、民主决策、民主监督等方面创新性做法的肯定、提炼和推广，更进一步拓展了基层民主的实践空间，对基层组织和治理体系产生了深刻影响。”浙江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教授、政治学系主任郎友兴说。
用好治村法宝，从环境整治到产业引育，松建村发展中的难题一个个迎刃而解。去年11月，围绕农文旅发展，村里又组织了一场恳谈。现场还开通了直播，线上线下有200多人参与。
谈到拆除空置老屋时，村民们提议，在外旅游时看到不少老屋改民宿、牛棚改咖啡馆的故事，“我们村也可以试试”。
“乡村建设不是一味‘拆旧建新’。”
“老屋是我们对家的念想……”
梳理村民意见后，村两委决定：统一收储老屋，引入农创客。
今年春天，焕新的老屋伫立油菜花间，成了网红打卡点。游客如潮，还引来丝瓜基地、滩涂项目等入驻。
“民主恳谈”，架起了干群沟通桥梁，激发了村民创造活力，为共同富裕注入强劲动能。集中大家的智慧办好大家的事——现在，对这句话，王海滨有了更深感悟。
(三)制度创新的探索
步入温岭市人大代表联络总站二楼，一块数智显示屏跃入视野。上面滚动的信息，呈现2025年度“参与式预算”动态：77个部门和镇街的预算编制中，多少市民参与恳谈、意见吸收比率、预算调整金额等，一目了然。
被随机抽签选中后，市民叶满河接受邀请，作为32名群众代表之一亲历了市文广旅体局的预算恳谈会。“会上我觉得方山、长屿硐天地质公园要提升知名度，提议增加宣传推广预算10万元。不久后收到反馈，预算有了调整，我的建议被吸收了！”政府的钱怎么花，老百姓有发言权，让叶满河很激动。
“为保障政府决策充分体现民意，我们还建立了预算三审制等一系列制度。”在温岭市人大预算工委主任林应荣看来，群众参与政府预算审查，是“民主恳谈”推广中的重要创新，也是基层民主向制度化迈进的探索实践。
事实上，2005年前后，在习近平同志的肯定和支持下，“民主恳谈”推广力度不断加强，但发展的瓶颈，也随之显现。“首先是缺乏程序和规范，一场恳谈，少则几十人，多则上百人，大家七嘴八舌地说，专业性不强，也影响决策效率。更重要的是，老百姓的意见是否进入政府决策，缺少反馈监督和制度约束。”陈奕敏坦言。
2006年，浙江省委作出建设“法治浙江”的重大决策部署。习近平同志强调，建设“法治浙江”，就是要在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方向的前提下，推进我省人民民主的制度化、规范化和程序化，把人民群众的民主要求全面纳入法治化轨道，使公民的政治参与既能够在具体的制度上得到保障，又能够在有序的轨道上逐步扩大。
这也为基层民主建设带来了启发。以群众关心的“钱袋子”为突破口，温岭将“民主恳谈”引入人大制度，让老百姓参与政府预算方案讨论。
2006年，作为试点的新河镇里，人大代表、群众代表共200余人出席镇人代会，对预算报告提出意见、要求、建议59条。镇人代会经过审议，行使预算修正权，要求镇政府压缩基本建设、干部外出等费用，增加民生支出。最终，镇政府调整预算支出项目13项，涉及资金828万元。
“刚开始觉得这是自找麻烦，但随着改革的深入，我们发现让老百姓说了算，工作反而顺畅了。不管谁来要钱，看预算上有没有，有就给，没有就对不起了。”一位乡镇干部感慨。
此后，温岭在全国首创了“预算三审制”，明确公众参与政府预算审查的程序和规范。
“参与式预算”全面推行。2014年，相关实践成果被写入新修订的预算法。
党的十八大以来，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民主政治建设，创造性地提出了全过程人民民主的重大理念。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指出，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是中国式现代化的本质要求，并对健全基层民主制度作出部署。
“民主恳谈”，这块基层民主建设的金字招牌越擦越亮。通过党代会、人代会、政协会议等各类载体，围绕重大公共事项，分层分级进行协商决策，已在温岭成为常态。
放眼浙江，在习近平同志指导和推动下，许多类似“民主恳谈”的基层民主新形式，在山区海岛、田间地头诞生和发展，并走出浙江，走向全国。
“枫桥经验”在传承中发展创新；生根于金华武义的“后陈经验”不断深化推广，村务监督委员会这一制度创新被写进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村民委员会组织法》和《中国共产党农村基层组织工作条例》，让民主监督落到实处，保障人民当家作主；杭州余杭区建立村级事务民主协商机制，实现“众人的事情由众人商量”；台州黄岩区深化民主提事、议事、理事、评事“四个三”机制，推动基层治理能力现代化；宁波象山构建“村民说事”制度，相关内容被写入中央一号文件……
听民声、解民忧、聚民智，一个个充满烟火气的基层民主载体，在新时代的伟大实践中与时俱进、丰富发展，它们架起了一座座沟通党心民心的连心桥，让人们在实践中感知民主、体验民主、信任民主，彰显着中国式民主的创新活力。
(潮新闻 记者 沈晶晶 戴睿云 赵静) 【编辑:梁异】